从1940年9月起，张治中不仅接管了陈诚的三青团书记长，在同一纸命令上，他还接掌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这一职务原来也是陈诚兼的。
政治部是一个总管全国部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这一制度，本来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
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时，就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是廖仲恺先生，周恩来先生曾任政治部主任。
北伐一开始，就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置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先生。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部队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交果，是政工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政工人员主要是由共产党员充任的。形势发展得很快，部队也扩充得很多，原有政工人员本来已不敷分配，尤其是由于蒋实行所谓“清党”，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政治工作乃一落千丈，以后名义也几经变更，面貌日非，最后竟成为名存实亡、虽有若无的一个机构了。
抗日战争开始，两党恢复合作，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大家认为有恢复部队政工权威的必要，于是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置政治部。
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引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倾”知识分子。
政治部成立之初，军事委员会并于1938年3月颁布了“政训令”，对政工人员的权责有明确的规定。
在1941年3月，政治部调集中、上级政工干部和中、上级军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班第十四期受训的时候，对于当前政工改制的问题，张治中曾和部中高级干部及各战区政治部主任做了长时间的彻底检讨。决定了政工改制的办法，呈由军事委员会交最高幕僚会议审议修正通过，最后经蒋委员长批准。
政工纲领和政工典范只是指导工作的准则，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一切为了战斗，一切为了胜利！无论是教育、训练、民众组训、宣传工作，以到行军作战的一切措施，无非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那么，5年来张治中究竟做好哪些重点工作呢？
首先是配合前线作战，包括政工人员与部队共同行动，在战场上鼓舞士气，在后方发动群众，在敌后瓦解敌伪、收拾民心等项工作。
其次是实施政治教育，对士兵则通过识字教育，进行三民主义和政治常识的灌输；对军官则运用共同研究的方式，提高其政治水平；对军校学员生则实践管、教、训合一的原则，从知识的补充和行动的领导达到教育的目的。
第三是开展军中文化工作，充实官兵精神食粮。这一工作的主要工具是：书、刊、报纸、电影、戏剧、播音等项。一面进行对原有工具和机构的调整运用，一面着手准备新机构的建立和工具的补充。
第四是宣传工作的推进，在宣传指导方面，对于正确消息的传播，报纸社论的发布，宣传要点的颁发，宣传技术的指导，都特别注意时效，注意反应，随时随地予以适宜的措置；对于打击敌人战志、争取敌后民心、促使伪军觉悟的各项宣传，也透过电波、纸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彻底瓦解敌伪的工作。
第五是配合军事的要求，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侧重对部队的生活、纪律、精神、风气的改进，以全力协助部队长推行，以求达到巩固团结，提高战力的目标。
第六是改进军民关系，对民众则用服务、抚慰等多种方式，对部队则协助严饬纪律、杜绝骚扰现象，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协助军队，构成军民合一的共同战斗体。
政工改制之后，由于人事机构的更新，工作是有了新的刺激和发展。在各地抗日战争中，政工人员大多身先士卒，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和事迹。
1941年9月荆宜战役中的一个拂晓，敌人的大炮正在狂吼，三六三团的机枪也吐出血红的火花，迎接一个未来的恶斗。这对久经战场的战士们是很熟习的，他们抖擞着精神，准备着接受连长的命令。
“前进！”炮声稍为稀疏，连长开始下了命令，上尉指导员胡荣同志跟在他的右边，他们俩都站在队伍的前头。
炮声又在隆隆地响，他们冒着弹雨前进。
“呼！”左边山谷里飞来了一颗子弹，穿过指导员的左腿，“糟了！指导员中弹了！”跟着胡指导员后面的上等兵王烈同志跳上去扶住他。
“不！没关系，你替我绑一绑就行了！”胡指导员把牙一咬，沉着地说。
“指导员怎么啦？王烈同志，快拖指导员下去！”连长用严肃的口吻说。
“不，连长，在敌人面前，一颗子弹算什么！王烈让开，还是干你的要紧！”胡指导员坚持着。
恶斗继续在进行，连长再三劝胡指导员下来，但他没理会，不久又爬到队伍的前头。他咬紧牙关，脸上显得苍白，可是血液在他的身上奔腾，他勇敢地向前冲。
胡指导员的勇敢行动，对全连弟兄们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们的鲜血在沸腾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跃进，后来，胡指导员因流血过多死在阵地上，但他激励官兵们奋勇杀乱，取得了胜利。
冷永刚是士兵们的密友，也是一个模范的政治工作者。
在一个朦胧的夜里，他和连长一起领导着弟兄们果敢前进。
原野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鬼子凭藉着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我军却抱着必胜的信念，要歼灭当面的敌人，弟兄们减出“凤凰台就是鬼子的坟墓”的口号。
大炮弹一颗颗地爆裂，机关枪咯咯地叫着，战场上被这一片激烈的枪声、炮声、指示目标声交织着，战士们巧妙地利用地形和地物，躲避炮弹，沉着射击，灵活跃进，敏捷卧倒，一段又一段，接近了敌人的铁丝网。
冷永刚同志身先士卒，跃过一层一层的障碍物，一声“杀……”首先冲进敌人的阵地，弟兄们跟着一齐涌入。
经过一夜苦斗，凤凰台敌人的阵地被催毁了，但冷永刚同志却离开了大家，他的鲜血洒在凤凰台鬼子践踏过的大地上。
战争是惨烈的，多少忠勇的指挥官光荣地受伤或壮烈地牺牲了，但他们的职务立刻被同级的政工人员担负起来。
“是时候了！”华侨出身的连指导员罗斯丹在攻击茶店子战斗最惨烈、连长壮烈殉国的时候，他马上代理了连长的职务。
“弟兄们！勇敢地冲啊！替连长复仇啊！”他大声呼吼着，勇敢地率领着全连官兵在敌人浓密的火网下，突破铁丝网，进行冲锋白刃战。
茶店子终被克复，敌人大部被歼灭，拼命逃窜，当部队发起追击时，罗斯丹同志却躺在丛林下，他已用最后一滴血维护了祖国的永生。
周复同志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他是抗战以来阵亡的政工干部中职务最高、死得也最为壮烈的一位。
他从1939年就开始担任了指挥山东敌后的全部政工的艰巨任务，但虽然是战区政治部主任，却每一次战役都身临前线，出生入死，顽强的敌人相搏斗。不幸在1943年2月21日，于山东安邱县境被大队的敌寇包围，经过了一整天的苦斗，终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蒋介石委员长为此曾通电全军予以表扬。
在重庆的几年，每年也有一次或两次招待盟友，主要是苏、美、英的驻华武官。
地点常是北温泉，每次是星期六聚餐晚会，星期天登缙云山野餐或在温泉游泳，或在嘉陵江上划船，下午五时吃过晚茶回城。
当时美英军官和苏联军官不怎样融洽，把他们约在一起，言语之间常易引起误会。有一次在席间讲话中，美国武官的说话就曾为苏联武官所不满，当场予以驳正。张治中举办这样的聚会，一方面是联系感情，另一方面也具政治上的作用。
如在1944年9月23日盟友招待会上，他有过如下一篇讲话：
今天在这样山川明媚风景佳丽的北温泉，和敬爱的盟友们作周末的游憩，暂时忘却了工作的辛劳，同时又听到在欧洲在太平洋上接连不断的捷音，这是使我们感觉愉快的。今天愿意把个人肺腑之言，表达于盟友之前。
日本军阀继“九一八”侵略之后，向我发动全面的侵略。当初敌人认为只要几个月的时间，便可以征服中国。可是由于我们的浴血苦斗，一直支持到太平洋战争的发生，中国由单独作战而转为与各盟邦并肩作战，由此奠定了胜利基础。
但是自从和盟友并肩作战以来，感想不同了，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发生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方面对于盟友们军事组织的严密，各种人才的健全，各部门配合的确实，与工作效率的强大，感到衷心钦佩；另一方面又反省到自己的落后，不禁惭愧不已。我们真惭愧！惭愧自己一切落后。
我常常这样在想着：现在人家都说美、英、苏、中是世界四大强国，各盟友对我们都刮目相看，面我们自己也自以为是蓼界四大强大国之一，可是，实在说起来，我们还不够资格！我们还不配称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我们一切落后，我们什么都比不上人家，我们凭什么去和人家并驾齐驱？
我相信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由于全民族的努力，再加上盟友们的同情与帮助，一定可以在十年之内得到小成，二二年之内得到大成，四五十年的光明，中国便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次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很感谢盟友们的同情，更感谢盟友们对的帮助。
尤其感谢的是，盟友们同情中国，并没有轻视中国；帮助中国，并没有要求中国。在未来建国途程中，当然更需要盟国人才、技术、机器、资本的协助，相信各盟国都会以现在同情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抗战的热忱来同情我们建国、帮助建国。我也相信由于盟国的同情与帮助，使中国能迅速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一定能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共同促进世界人类的繁荣与幸福，并且竭诚和美、英、苏及联合国共同维持世界人类的永久和平。
今天在这个难得的聚会上，承蒙各位敬爱的盟友们翩然莅止，感到无限的荣幸和欣慰，谨举杯致谢，并祝盟军胜利，各位健康！
重庆歌乐山的林园山洞，有四幢三层楼的西式房屋。
这里是蒋介石的宅邸。
这天早晨，蒋介石在宽大的木质阳台上散着步，耍弄几下拳，朝着远处眺望，东方欲晓，天边刚刚出现几抹鱼肚白，目力所及尚不能辨清重庆市郊军营四处，所呈现的模模糊糊的大摊的黑影。
那是数以百计的卡车，在开挖堑壕时推在一旁的高高地堆；蒋介石看看表，便去楼上卧室。
他久等宋美龄不来，便抄起报纸浏览。那只放在走廊里柚木茶几上的美国百代公司出口的留声机，正在悠悠唱着舒伯特的《圣母颂》。
蒋介石打开《大公报》，社论标题《看重庆，念中原》映入眼帘。他越看眼越大，“谁在拆烂污！”他喊了起来，脸色变得煞白。
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被传唤来。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弯着腰，“前线又吃紧了？”他问话时，声音、目光、脸部表情也都在发问。
“没有。”陈布雷松了一口气。
“可是后方出了问题。”蒋介石把报纸推给陈布雷，继续说，“布雷先生，抗战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军政两费日感困难，我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报纸竟说出这样没有良心的话，是何道理？！”
陈布雷对报界十分熟悉。这篇社论的由来他也大概了解：1942年，河南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中原灾民流离失所，逃荒要饭，死伤无数。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赴灾区实地采访，将实情写回报社。总编辑王芸生读了来信，联想到重庆市歌舞升平、国民党政府对灾区不闻不问，连夜写下这篇表达民意的社论。
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压在陈布雷心头，他本想缓兵之计：“过几天我以老报人的身份找他们谈谈，当此国难时期，以和为贵……”
蒋介石不肯放松，目光严厉地扫视着：处罚《大公报》停刊三天！
陈布雷点了三四下脑袋表示遵命，他又谈到一个似乎更重要的话题：“中共方面周恩来、林彪想见你一面……”
“还是谈判？”蒋介石背着手，突然侧过脸，不耐烦地答道：“还是跟张文白（治中）谈嘛，我不具体参与。”
“不，据我观察，他们的意思是要撤……”陈布雷寻思地眨着眼，天不冷，他却习惯地两手抄在袖管里。
蒋介石在房间里踱来踱走，突然笃笃敲了三下桌面，走廊里的卫兵立即搬开唱片上的机头，《圣母颂》戛然而止。
蒋介石重新坐回座位，翻看了一下日历，头也不抬地嘱咐：“三天以后我同他们谈。你去安排，叫戴苙或者唐纵也来。
陈布雷要走时，蒋介石又说了几句：布雷先生，从戴苙的报告中看，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有了很大发展。
蒋介石托着下巴，忧心忡忡：据密报，共产党、新四军要搞一个‘三山计划’，把四明山、天目山……和过去江西、福建苏区一带连成一片。到那时候，他们羽翼丰满，江南大好河山，将一片赤化。这是不得不防啊！
陈布雷心头一震，支吾起来：“新四军不是打着国……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吗？”
“这是公开讲明的，但是他们发展势力，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不加以限制、防止，弄得不好，又会造成民国十六年北伐那时局面，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结果把我们也打了进去。”
“那如何是好？”
“你要头脑清楚，有事多找戴苙他们商量”。
“我头脑尚好用，只是体力实在不支……”
“你安排好我与他们的会议，就去成都养病吧。”
平时言行果断的蒋介石变得罗嗦起来，又提起不久前出版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外间批评颇多，连何应钦、白崇禧都认为何必在书中责备和得罪英国人。
蒋介石不依不饶：我正为此而写，共产党更是以得罪什么外国人！外间有人指此书为陶希圣所写，共产党更是以此面大肆宣传，说宽恕了日本，而苛责英人，似此误会，岂不痛心！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用心，在教育国民！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几乎是对着陈布雷发命令：“《中国之命运》再版时，把文中的‘和党派’就指明为共产党。共产党如能照其所言者做到，中国政治无问题！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期而早日实施宪政……
6月7日，周恩来、林彪来到蒋介石的会议室。
蒋介石表示了礼节的欢迎，脸上掠过一丝瞬息即逝的笑意，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唐纵也在场。
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带着微微的笑容，观察着共产党的这两位要人。
其实，在去年10月17日，他第一次见到这两个人时，就已在日记中记下了最初的印象：“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医病，今年始回国。据悉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四十余，望若三十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周恩来在谈判中极善于后发制人，来此之前，他已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说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他即回延安。
他知道蒋介石不会轻易答应他，自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介石还没答应过他回延安，但他仍不动声色，从他脸上谁也看不出是焦急。
会谈由张治中和林彪交锋。
张治中态度强硬：“你们现在不解决，将来战争结束，你们还拥有武力，将何以为国人所谅解？！”
林彪也不示弱，以狡黠的微笑或点头，似是而非：“到那时当然不好，所以现在大家要接近，将来便容易办嘛。”
“如果中共放弃武力，本党采宽容态度。”蒋介石忍不住插了一句。
林彪随即答道：“将军队交出来，但国民党必须先树立诚心！就是使共产党能相信国民党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之保障。”
张治中：“何应钦说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我们的谈判只好搁一搁了。”
周恩来巧妙地抓住这一时机，他把左臂支在一张椅子背上，顺水推舟说道：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如果要谈时可再来。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自己也拟回一趟延安，以便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蒋介石尽管仍然保持严肃的表情，却也无法回绝，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6月14日晚上，张治中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了与黄埔有关系的教官及同学作陪。军委支政训处长贺衷寒走进餐厅时，他身穿浅色礼服，身子习惯地稍稍向右倾斜。
想到即将回到阔别三年的延安，周恩来心情格外愉快。他本来酒量很大，可今天太高兴，喝得既多又猛，酒至半酣，便觉得麻酥酥上了脸，脚下也似踩了棉花，他还是举杯，用富于表情的微笑欢迎贺衷寒的到来。
贺衷寒则相反，他自打西安事变，跟着何应钦叫唤着要去炸西安，便被蒋介石冷落，郁郁不得志。喝着闷酒也些醉了，但他仍然保持严肃的表情，向周恩来发难：“怎么，堂堂周主任还没等赶走日本人，就先撤了？”
“正相反。”周恩来反唇相讥：“我只是不想成为打内战的英雄！”
贺衷寒性格容易冲动，说着说着竟骂起人来，不停地晃动那根小手杖。餐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双方同学担心会出现不愉快的场面。
贺衷寒与周恩来的对峙没有逃过张治中的眼睛，他过来打了圆场说：怎么，贺处长想要与咱们黄埔的周主任拼酒吗，我看你一定会输得很惨，哈哈……
周恩来也在唇枪舌剑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理智和清晰的思路：“来吧，为了抗战胜利，我喝醉了也心甘！”
贺衷寒不得不点点头，又举起酒杯，但他已醉像显露。
6月20日晚，周恩来、林彪在卡尔登饭店回请张治中和黄埔同学。
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
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心情格外愉快。
一天，他从的窖洞出来，又信步进进彭德怀的窖洞。不一会儿，来延安参加整风的陈赓也一头扎了进来，三个战友说着别后离情、各地传闻，兴奋不已。正说得起劲，门帘一挑，露出一副眼镜、一张不笑的倭瓜脸，窖洞里的欢声笑语顿时偃旗息鼓。
进来的是康生。
当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地位相当显赫。
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氵朝这样的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
他极端地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一般人都在康生面前噤若寒蝉，陈赓倒没什么害怕，他问康生：“有那么多特务吗？”
这一问，像抓了康生的脸，康用高傲和尽可能轻蔑的目光，把陈赓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怪罪道：你还问呢，这都怪你！
陈赓全身的热血都涌到脸上、不解地问：怎么能怪我呢？
“当年你救蒋介石干什么？”康生说着把帽子重重地甩在炕上。
康生那种刺人的目光，把陈赓的自尊心、荣誉感和正义感全都给伤害了，他急辩着：怎么，这件事你还在提，当时，中央也没有给我下达不救他的命令，把作你怕是当时就动手了，那样，你可成了为国除奸的大英雄了。
康生无言以答，又说到别处：“我劝你还是认真点，不要随随便便。”
陈赓浑身颤抖，这种指责比康生刚才说过的话，更叫他感到恼火，他使劲地捶了一下炕沿。
窖洞里又是一片沉默，最终还是周恩来打破了僵局：“在审委前可说一切话，说错都无问题，但背后说是不对的。
“我说话你们总是不信，”康生见彭德怀扭过脸看着窗外，根本不听他讲，更加危言耸听：我说出来，会把你们吓一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有‘国特’、‘日特’、‘CC’、‘复兴社’、‘红旗党’……”
彭德怀语带讥讽地哼哼了两声：这么多特务你怎么抓呀？
“这也容易。”康生传起经来：“打个比方，抓老鼠可以下夹子，放鼠药、养猫。但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抓一只个头大的公老鼠，用一粒黄豆塞进它的屁眼里，然后用线缝上。几天之后，黄豆发涨了，老鼠疼得像发疯似的，从这个洞钻进那个洞，见着老鼠就咬，咬死一大批之后，自己也疼死了。我们搞肃反也应这样，先抓一个典型，让他去咬……”
陈赓的幽默天性又显露了，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看这个办法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好不如作孽多！
但康生确是这样做了，他在中央机关许多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这些党组织都是周恩来领导的。
周恩来将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皱紧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陷入沉思……。几天后，毛默默地走向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的讲台，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说完，还向大家鞠了一个躬。
在军委会政治部长任上，张治中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人。
在他和蒋25年的关系中，为了某一个问题，或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向蒋提出的意见或和他发生的争论，甚至因此和他顶撞的次数是很多的。
1941年夏天，蒋住在重庆南岸的黄山，请张治中和几个高级干部去住了几天，其中有陈立夫、张厉生等人，目的是为了检讨工作。
张治中利用这次机会，向蒋介石陈述当前党政军的种种严重情况之后，指出所以构成此种严重情况的原因，各主管负责人固然不能辞其咎，而蒋的错误的领导作风实为主要的因素，并列举具体事实为证，措辞率直，没有丝毫掩饰。
蒋听了虽作了一些解释，但他的态度是表示承认的。
有一天，是黄山军事汇报，张治中已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问题，自己感情激动，不能控制，痛切地指出当前各方面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了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并指出当前党内外到处充塞的不满呼声，认为如继续这样地每况愈下，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话说得很激切，在座的人都为之注目，蒋听了皱着眉头感慨地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
散会出门时何应钦对他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张治中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能不说！
另一次，在重庆蒋的官邸汇报完吃饭时，谈到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当时张治中的想法，应该是行政院负主要责任，所以在述说人民和公教人员的痛苦之后，指出主管的无能，认为应速设法。
蒋吃后悔药了，不知怎样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转过头来质问在座的重庆市长贺贵严，是不是市政府下令不许人民养猪养鸡，大发了一顿脾气，这次汇报竟因此不欢而散。
1942年，蒋不知听了谁的建议，要去访问印度。本来他是已经决定了的，但仍把十几个高级干部请去征询意见。
张治中首先表示反对说：你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请你到华盛顿或伦敦去访问，那是可以的，现在你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招待，是不合适的，不但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反而引起英国的猜疑，还是不去的好。
蒋介石听了脸上显得不耐烦地说：你的想法不对！
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是从印度带了一肚子闷气回来的。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请张治中和陈诚、熊式辉去谈话，偶尔谈到行政院改组问题，他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
张治中说：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你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
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
张治中深知蒋常爱兼职，如曾兼行政院长，兼各军事学校校长，兼四川省主席，兼教育部长，甚至兼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中央大学校长等，他对此问题，曾提出书面意见。
对治中对蒋介石提的意见，除了口头的外，书面也很多，前后总计不下十数万言，其中有万言的，几千字的乃至几百字的，不能一一抄录。
1941年3月2日，是南京政府迁重庆后的第三年，这时敌人的气焰并未稍杀，而党政内部的颓势日益不已，瞻顾大局，实不胜焦虑之至。并他曾就政治、军事与党内风气等问题向蒋率直陈词：
窃以现在我国民族，已临最后危急存亡关头，而政治、军事各方面，均陷于停滞状态之中，形成难治之痼疾。
职详审当前环境，深觉危机环伏，如厝火于积薪之上，彷徨绕室，寝馈难安。然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位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即或黾勉从公，亦绝少为革命鞠躬尽瘁之意识，徒为争取其本身一部门业务之便利，不计及整个革命之前途。
举目环顾，已无謇谔公忠之风，转长唯诺因循之飞。以革命政党所主持之艰苦革命大业，内部充满腐败官僚之习气，偷惰苟安。至于所谓革命精神，在党中已杳不可求，则吾人所肩负抗战建国之伟大任务，自无任何基础与根据，能使其步入成功之途径。
迄今则虽临以全力，已常有无法推动之情形，痼疾日深，振作几成绝望。推究原因，实以一般干部，曾无分工合作之观念，尤乏勇敢任事之精神，往往如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遇有重大问题，唯以听候钧座裁决为唯一之解决方式，否即诿过他人，以自卸责任为得计……
1948年夏，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年，国内局面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共关系已在僵局，无法和平解决。
军事败坏，并不因抗战胜利而有所改变；
政治腐化，已至病入膏盲；特别财政、经济，已濒于崩溃之境。
凡此种种，真是江河日下，局面全非！
张治中从南京回到兰州，退居兴隆山上，静坐深思，彻底检讨，已经肯定蒋所领导的政权必然失败，自己并考虑作脱身出国之计。
不过基于个人责任感所驱使，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寄希望于万一。
这篇令朝野震惊的“万言书”，是张治中经过长时间考虑的结果，言语露骨，毫不隐讳，已超出党员干部对党魁应有的态度。内容首先说明根本上的错误，是本党不革命，实实行三民主义。再说到蒋在领导上的缺点，对党务、政治、军事、外交、中共、干部政策、个人修养各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批评。
这个建议是张治中在兰州特别派人坐飞机送到南京去的。
过了一周，蒋介石复一电，大意是建议已阅过，待详细研究后再答复，以后就杳无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