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在那个火炉一般炎热的夏季里，重庆高层人事中的又一个变局出现了。
陈诚兼任的三青团书记长与军委会政治部长两大要职，均被免去，而继任者就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张治中的职位仍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代。
8月24日下午，侍从室会议，张、贺两主任交接。
当晚，新旧主任欢宴，至此，张治中正式离开供职18个月之久的内廷，开始走上国民党政治的前台，成为团务、政训“一肩挑”的权要人物。
如果说在侍从室时期，张治中还只是一个习惯于在幕后放言极谏、出谋划策的知襄人物，那么到了三青团及政治部时期，张治中无疑已成为活跃在国民党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这一年，张治中正好50岁。“五十而知天命”。
谁都看得出来，陈诚之能出任这一要职，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主持党、团工作的行家里手，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清闲，无所事事；其实，陈诚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且一身兼有军委会政治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第9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军政两方面都负有大责任，无疑是一个大忙人。以此观之，陈诚之出任三青团书记长，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对蒋的绝对忠诚，亦即所谓蒋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从30年代中期开始，陈在蒋的提携下，俨然成为政坛上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抗战初期，陈的地位更是不断窜升，由军务而政训（兼军委会政治部长），由政训而政务（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由政务而团务（兼三青团书记长），成为一位脚跨党政军各界的重量级政治权要。无论是蒋的信任之专，也无论是陈的责任之重，在国民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比。
复兴社大太保、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康泽更是直言：陈诚“对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生要事务，无不参与，无不过问，作威作福，俨然以‘九千岁’自居”。
陈诚与蒋一样，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以至陈在把持三青团团务之后，尤其是在重大人事安排方面，往往不待蒋团长裁决，便搞出了自己的一套，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班底。
陈的这种大刀阔斧、独断专行的作风，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势力的不安。
第一个表示不安的，当然就是“青年领袖”蒋团长了；第二个表示不安的，就是复兴社的代表人物、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康泽。
事实上，早在1938年8月，亦即三青团正式挂牌之后仅一个多月，陈诚就受到了来自蒋团长和康处长两方面的夹击。
蒋突然下了一道手令，以陈诚兼有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为由，要求陈书记长专心于前线的作战指挥，而将主持三青团日常团务的工作，交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代理。
蒋团长的“拦腰一刀”，一下子就打破了陈诚对三青团团务的垄断，使陈书记长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这是蒋、康与陈诚之间，围绕三青团权力控制而进行的第一次较量。
1940年7月，在三青团成立两周年之际，陈向蒋提交了一份改组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的新名单。看到这个名单，蒋二话不说，拿起红蓝铅笔，就来了个勾勾划划，增增减减。
在添加的新人中，颇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女干事张蔼贞，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干事；一个是男干事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两个人都是美国留学生，也都是“后党领袖宋美龄那条线上的人。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
其实，在蒋团长来说，中央干事会成员减少几个，增加几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他是绝不肯放弃的。但是，在陈书记长来说，团长既不肯垂询下问，也不作任何解释，便来一个大手术，叫下面的人怎么做工作呢？
陈诚很有点看法，也很有点气愤了。对于蒋将张蔼贞、黄仁霖等基督教徒拉进中央干事会，陈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接受蒋团长核定的新名单，也不再到中央团部办公，致使中央干事会及中央团部各处室的团务会议均不能按期举行。
事情复杂了，双方僵持到第二周时，组织处康处长往见陈诚，想弄明白陈的真意所在，但陈诚不向康泽坦白说明原委，只是说：你去问一问委员长的意思究竟怎样？
康泽与陈诚，其实是不对劲的。康、陈虽然都属于黄埔集团，但陈出身于黄埔教官，属于黄埔系上层；康出身于黄埔三期，属于黄埔系下层。
从政治利益方面来说，有同有不同，忠蒋拥蒋，为黄埔系谋利益，这是相同的地方；但两个人都是有野心的，都想借蒋团长这面大旗，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这是双方不同的地方。
这一次，陈要康代他去责问蒋团长，康泽当然知道陈的用心所在，意在通过反对张、黄进入中央干事会，要挟蒋，将处理三青团事务的全权交给他。
康处在这样的地位，哪里肯去问委员长呢？这样，又捱了一个星期，陈诚来到中央团部，发现康泽还没有去问，也就不厌其烦地再次吩咐：你去问一问好了。
康泽被逼不过，只得开始寻找见蒋的机会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康泽过江到南温泉夏令营，在江边码头，与正要过江到黄山官邸的蒋相遇。
蒋即召康上了他的“皇家渡轮”，并问：“最近青年团的情形怎样？”在蒋，这是一个“联系群众”的机会；在康，更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机遇。
康当即报告：陈书记长已经有3个多得期没有到过中央团部来负责，一切例会均没有举行。
这当然是一发炮弹，康接着说：我曾去看陈书记长，向他报告中央团部有许多事情，陷于停顿，他要我问委员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没有来问。
这简直就是一阵排炮了，蒋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厉声说：不要替他来问，也不要去看他，他要挟我。以后青年团的事情，你们各处直接对我负责好了。
不久，康泽再次去见蒋，蒋说：我已经决定要张主任继任，政治部的事情也由他接替。
1940年9月1日，张治中正式接任三青团书记长。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设的，蒋以总裁名义兼任团长。
这个团的意义和作用，据蒋当时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的指出，一是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的集中，二是求抗战建国的成功，三是为求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
到同年7月9日中央团部宣布成立，并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选派干事31人，其中有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贺衷寒、康泽等人，由陈诚任书记长。不久，该团由武昌迁至重庆，又增设中央临时监察会，由王世杰担任书记长。
张治中在1940年9月1日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一组织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
而当时团的工作情况，到1941年，团员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了。在张治中接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过去虽表面上标榜质量并重，而事实上则是重量不重质，同时也发现有脱离组织背离组织的现象。
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他主张重质不重量，举行团员总考核，予以甄别，并订颁团总考核的实施办法。办理的程序规定初核、复核、总评三级，考核的项目是：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对团工作七项。
这个意见是1942年1月20日提出去的，这个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孔祥熙，当时的行政院长）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
蒋非常气愤，只在张治中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工作。
其实，当时的“倒孔”运动虽然是青年团首先发起，但团中央并未对各级有过批示。
张治中看了这张手条也动了感情，认为“倒孔”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以反动透顶的买办官僚主持全国政务，就是一种反革命的措施，而蒋到头还要庇护他、纵容他，张治中实难索解，并感到灰心，所以当即向蒋提请辞职。
这是他请辞第一次，本来当初他主观上就不愿意兼这个书记长，以后每年提出辞职一两次，总未得准，一直到1946年他调到西北才算脱身了。
1941年夏，张治中决定在重庆北碚北温泉举行三青团夏令营。
北温泉在重庆的西北，距重庆约八十公里，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有山有水有温泉，树木葱茏，风景秀丽，确是夏令营的理想地点。
那次参加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一小部分高中生，共1500人。每天课程分三段：上午是用脑子的理智训练，如有关求学、处世、待人的修养，国内外形势与国家政策等。下午是体力活动，如游泳、爬山、骑马、射击、划船等。晚上是训育活动，如小组讨论、座谈、晚会包括话剧、电影、歌咏等。
开营的一天，张冶中曾经有过一篇讲话，期望大家身体要吃苦，行动要谨慎，思想要前进，精神要愉快。
特别是1942年夏在四川灌县办的夏令营，比北温泉夏令营更有进步、更收效，地点是灌县离堆公园。
灌县是川西的山水名区，在岷江南岸。那里地势高寒，炎夏中午也不过摄氏二十七八度，早晚还须盖被。也是到处树木葱茏，风景宜人，不过山更多些大些，水更窄些急些。
那里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水利建设——都江堰，是秦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他们毕生从事这一工作，父死子继，深入现场，结合实际，栉风沐雨，不畏难苦，完成这一伟大的创造，使两千多年来岷江流域14个县240万亩良田和人民不但避免了水灾，而且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使成都坝子成为天府之国。
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划最完整、岁费最节省的一个水利工程，看去平平无奇，它并没有雄伟宾钢筋混凝土的分水堤、束水闸、拦河坝等现代工程。
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永远为后人所乐道，他们的治水总结“深淘滩，浅作堰”永远成为后人继承的治水名训，为了纪念这两位不朽的父子，人们在对岸上修了一座二郎庙，一年到头，香火不绝，岷江14县人民敬奉如神。
此外，离堆还有一个艰巨的工程，就是安澜桥。
桥在二郎庙下，全长约一里许，纯以竹索构成。竹索上铺以稀疏的木板，两旁无栏杆，无把手，仅可行一人，两人迎面时须慢步相避。行时桥身左右摇摆，下视湍流如箭，初过时心中忐忑不安，但如昂首平视，稳步前进，又能如履平地，此桥工程也是国内外不见的。
灌县附近还有青城山，“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不是虚构。所以名青城，是因为树木青葱，密密层层，远望如城，无有空隙，山上风景秀绝、幽绝。
在这种大自然条件下办夏令营，是一件理想的事，青年们不但可借这个机会得到身心的休养和锻炼，并且可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和引起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在开营典礼中，张治中还是强调要求大家在四周中保持紧张、严肃、活泼、愉快的精神，不容许有丝毫的松懈、散漫、呆板、烦闷的东西存在他们脑子里。
一进营门，在古树上迎面竖立一幅长可五丈的大字标语：“奋起吧！中国的青年！”
礼堂两边挂着孙中山先生亲题的遗训：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
在夏令营里，每天都有讲话，每周有一次总结性的讲评，张治中讲的次数最多。每次都是以轻松、愉快、幽默的语调，表达具有意义的思想，特别偏重修养和爱国精神。讲题如《立志与有恒》、《什么是青年精神》等。
在《立志与有恒》中，说明只怕没有志，立志就可以成功；只怕没有恒，有恒就可以成功。
此外，在每天升旗或降旗的时候，还讲一些简短悍的有趣故事，如“蔺相如廉颇”、“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以唤起大家的爱国精神。
夏令营结束了，张治中还负下了一笔债。就是离营之前，每个青年都要求他在他们的手册上写几个字，除了少数人当场写了之外，实在没有这个时间，他只能答应以后有时间再为他们题字寄去，所以到1943年春，他就写了一封信并附题词一纸分寄给他们，题词是：
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一切忍耐，一切乐观。
亲爱的灌县青年夏令营同学们：
民国32年的春光，又照到你们青春可爱的面庞了！回想去年，我们灌县夏令或的生龙活虎般的生活，真是多么值得纪念！多么值得兴奋！
如同我关心你们一样，我想：你们有时也许会挂念着我。
我告诉你们吧：我现在，身体、精神都好！去年夏令营结业后，我从灌县到成都，接着就飞往西北，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开完会，又接着视察部队和政工，差不多到十月初才飞回陪都的。
回陪都后，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央十中全会及各种重要的集会，清理三个月的“积债”——等着我处理的公事，以致迟迟到今天才写信给你们，真是抱歉得很！但，我的一颗心，实在地，时时刻刻都拴在你们身上，时时刻刻都好像我还在夏令营，时时刻刻都浮着你们的青春活泼而可爱的欢笑。
我对你们也有一个“积债”，那就是你们要我题的字。哈哈！我是以不会写字著名的，小时候三个格子写两个字。这一个差事怎么办？因为你们太可爱了，太亲切了，我现在，不得不勉强地写了一份，人多，只好把它印了出来，分送你们，作为一个纪念品，表达我对你们的高远的期望与挚爱的情感。
可是有一点要声明的，如果你们嫌我的字不好，就请扔在字纸萎里；如果觉得它意思好，就请挂在你们的壁上，或放在你的座右，好不好呢？
张治中
民国32年3月3日于重庆
张治中在主持三青团工作中，感到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党、团关系的严重磨擦。
具体地说，是CC系与黄埔系的磨擦；也是黄埔系的代表人物贺衷寒、康泽等一批复兴社大太保，与CC系代表人物陈立夫、陈果夫等一批国民党党阀的磨擦。
对此，CC系主脑陈立夫曾大加抨击：我当时想到青年团不可变成另一个组织，而是本党的训练机构，这样子就不会发生争端。
但是，蒋委员长派陈诚为青年团书记长，康泽为组织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把青年团团员到了25岁留在团里，不让他自然变成党员。
蒋委员长也是青年团团长，竟不顾组织条例准许康泽的签呈，到了25岁的团员不让他们变成党员，可继续留在青年团。这样一来可麻烦了，形式上竟变成了两个党，磨擦开始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党团关系的要害。25岁的老青年，本来是一个“出嫁“的年龄，可是从蒋团长到陈书记长，再到康处长，都要养“老处女”，不准他们“嫁”给国民党，如此下去，“国民党”岂不是成了一个老光棍么！
陈立夫这一骂，从陈诚、康泽，一直骂到蒋委员长，可谓横扫一切了。而且，陈立夫最不能谅解的，就是蒋委员长，他斩钉截铁地申明：这一点，蒋委员长是弄错了，我曾于起草条例时跟他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要变成两个组织。就好像一个中学，一个大学，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前者有新血缘，后者渐渐成为老朽，新陈代谢的作用未得到，反而变成两个互相冲突的组织。
新书记长上任，给死气沉沉的三青团带来了一丝生气，也给严重对立的党团关系带来了缓和的希望。
在经过与各方磋商之后，一个化解党、团积恨的方案，很快就提出来了，题目就叫做《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并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163次会议通过。
办法明确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助团的发展；党团之工作，应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年满25岁者入团。
在两派纠纷中，张治中自称是一个“超然派”；但是，从他的口气中，不难看出，他对黄埔系是爱多于恨，而对于CC系，则完全是一种深恶痛绉的态度。
张治中的所谓“超然”，其实也很有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治中所做的“磨合”工作，终究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蒋在给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等人的指示中，对此曾予以严厉斥责：现在各地党与团间仍不断发生磨擦，以致减弱本党之力量，反授异党以机会，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蠢，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对于屡禁不止的党、团磨擦，蒋亦“痛心疾首”了。
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固然，出于张治中的本意，对蒋依靠孔宋豪门控制国家政务的做法，从内心里表示厌恶；
而且，据张治中掌握的情报，昆明的倒孔运动，确有一部分三青团成员的参与；但是，中央团部确未有过这方面的指示。现在，蒋把这笔账全部记到中央团部的头上，并且辱骂中央团部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
张治中想不通了，什么叫做反革命？反孔就是反革命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央团部的工作是书记长张治中在做，蒋指斥中央团部，不啻就是指斥张治中了。张治中认为，工作做得不好，蒋怎么骂都可以，就是不能骂他在干反革命工作。
张治中真是委屈极了，也感到灰心极了，左思右想的结果，认为团长既然有了这个认识，这个书记长也就没法做下去了。于是，一纸辞呈，送了上去。
张治中闹了这一通情绪，心中的怒气得到发泄，心理得到平衡，看看蒋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也就算了，大家都是自搭台阶自下台，只是，对于三青团书记长一职，张治中想想实在没有恋栈的必要。
自从有了第一次的请辞以后，以后每年总要请辞一两次，简直形成一个定例。然而，张越是请辞，蒋越是不允。直到4年后，张治中出任西北封疆大吏，这才有了脱身机会，此是后话了。
事后来看，蒋介石多亏了一念之慎，没有批准张治中的辞呈，否则蒋经国的势力，能不能在三青团崛起，那就难说了！
从蒋介石在武昌第一次亮出三青团的旗帜，到张治中第一次请辞三青团书记长，三青团这样一个“政治怪胎”，已经横空出世4年多了。
可笑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央干事会成立了，中央监察会成立了，中央团部组织成立了，不少地方团部撤撤建建，已经变化多次，甚至中央团部书记长亦已两度换马。可是，三青团仍处在筹建阶段，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
经过了4年的筹备，三青团的势力迅速膨胀，政治场面已经闹得很大，在全国已拥有团员54万余人，建立支、区团52个，分团648个，区、分队更达到3万余个，甚至组织远及海外南洋各国与美洲、加拿大等在，可见气势不凡了。这就为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召开，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张治中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同，向蒋提出建议，1942年夏天，蒋正式批示同意着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张治中奉到手令后，即成立筹备委员会，并按蒋的意思，指定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大将康泽任主任委员，另指定中央团部秘书处长、CC系干将项定荣任副主任委员。
3月下旬，各地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320人，陆续抵达重庆。另有中央干监事82人，总计400余人。
蒋团长手令会期中央常务干事、常务监察，以及地方团部代表、学校团部代表与少数女青年代表构成，具体名单由筹委会主任康泽提出。
这件事太令人寻味了，康太保仅是一个黄埔三期生，三青团组织处长。若以官职而论，在民国政坛上，不但算不上大人物，也算不上一流人物，说顶了天，二三流角色罢了。
可是，自三青团成立以来，除了高高在上的蒋团长，三青团的实权始终操于此人之手。康太保的公开抓权揽权，党同伐异，早已不是什么政治秘密；而康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更是到了令很多人作呕的境地。
当时的青年党党魁李璜就曾经回忆：一次，他和左舜生应康泽之邀，到汉口杨森花园赴宴，一见康泽，举止派头完全学纳粹党人的一套，俨然小‘戈林’，令人与之餐叙，亦几作哎也！有“作呕”感觉的，当然不仅是李、左二位，在国民党内，许多人对康泽搞的那一套，大都没有好感。
康太保不是个庸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干才。在蒋先生手下，康泽本是比戴苙成名还早的武装特务头子，由他模仿德国纳粹冲锋队而组建的武装特务组织——军委会别动队，曾经纵横驰骋于江西、四川等省，疯狂推行血腥统治，大有令国人“谈‘康’色变”之感，以康泽的个性和才气而论，既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到底的法西斯狂热，又有那种勤于动脑、善于判断、精明狡诈、机警敏捷的办事作风与效率，这正是蒋氏最为赏识的那种智囊兼杀手的复合型人才。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权力架构方式下，三青团的权力分配与运用，不是体现在三青团职务的大小上，而是体现在团长的予取予夺上。
康太保所以能在三青团内横行无忌，招摇过市，先后挫败了CC系，赶走了陈诚，甚至也可以说打败了张治中，并不是因为康太保个人有什么独步天下的武林绝招，而是因为康太保的所作所为，只是忠实体现了蒋团长的密旨，巧妙利用蒋团长的力量而已。
因此，康太保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三青团书记长，从陈诚、朱家骅到张治中，对于书记长一职，只是挂名而已。
其实，早在三青团成立初期，蒋、康就已在私下达成了对权力运用的谅解。
当时，康曾秘密向蒋请示：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
蒋答：当然复兴社是核心。
康接着请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的组织，将来相当的庞大，相当的复杂，要把工作做好，需要有一个人作重心。
蒋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你是这个工作的重心。
可见，主持三青团日常工作的大权，蒋、康之间早已私相授受了，至于所谓的中央干事会、中央书记长等等，不过只是一个破招牌或陪衬而已。
上任一年多了，一切的迹象都说明，张治中在走着前任书记长陈诚的老路，这正是康太保一手导演的结果，也是他所期望出现的结局。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张治中将败在康太保的手下，这样的结论不免下得太早了。
张治中究竟不是陈诚，张、康之争，究竟也不同于陈、康之争；张治中的结局，当然也不会是陈诚结局的再版。这是因为，就政治风格与政治斗争艺术而方，张、陈之间区别太大了。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说白了，张治中绝没有陈诚那样大的政治野心。
从接任三青团书记长，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张治中到任三年多了。三年期间，张治中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看到了康太保的势力，在三青团内真是盘根错节，可以说上到中央团部各处室，下到地方各级团部，都有康党势力在那里操纵。
张治中看出了康太保的野心：他要把三青团办成独立王国，造成清一色的康派势力，甚至蒋经国在三青团江西支团也不能立足。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说：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任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亦寸步不让。
蒋经国是赣南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康泽不肯买账，并且认定蒋太子是自己的一位劲敌，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出自己的亲信彭朝钰出任江西支团书记，彭氏以下，都是清一色的康派势力，企图“封杀“蒋主任。
好在蒋太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通过大办三青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培养“太子系”人马，一点一滴地从基础抓起。
终于，在1941年3月间，江西支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太子系”大举进攻，把康派势力打了个落花流水，屁滚尿流，蒋太子这才在江西站稳了脚跟。等到各省支团选举出席一大代表时，江西支团已经是清一色的“太子系”人马了。
蒋太子在江西支团部任主任，张治中在中央团部任书记长，也许双方交往并不多，但蒋太子在江西的一举一动，张治中不可能不注视；蒋太子与康太保斗法的过程，张治中亦不可能不了解。
因受康太保的打击，张治中表示消极的时候，正是“太子系”在江西崛起的时候，这不能不给张治中一个极大的启发。
按照政治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张治中认定康太保是自己的敌人，蒋太子是康太保的敌人，那么认定蒋太子可以做自己的朋友，正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再说，康太保认定蒋太子是他的敌人，是因为害怕蒋太子来抢他的饭碗；可是，张书长并不怕蒋太子来抢自己的饭碗，书记长的宝座，早就想着交出去了，为什么要害怕蒋太子呢？
引蒋太子斗康太保，不但是张书记长的一个政治发现，而且从此给康太保掘好了一个政治坟墓。
此后，张治中不啻成为康、蒋之间的一股平衡力量，遥居其上，游刃有余了。张治中有的是耐心和毅力，他看准了只有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引蒋太子进入三青团中央权力圈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三青团一大筹备期间，张书记长只是不动声色。一切的权力，都放给康太保去抓，自己只是作壁上观。可是，这不是张治中的放弃，而只是耐心的等待。
偏偏康太保大权在握，利令智昏了，不但不肯把张治中放在眼里，诸事揽权，独断独行；而且也不肯把蒋太子放在眼里，对其实施严厉的“封杀”政策。在排定一大主席团名单时，康太保竟将蒋太子排除在预定名单之外。
预定名单到了张书记长手上，机会真是太好了。对名单上的其他人，张治中一律认可，只对一个地方做了改动，提笔将湖南支团的李树森勾去，代之以江西支团的蒋经国。
中央干事会对改动后的这份名单进行讨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顺利地通过了。康太保自然也不便表示异议，但在内心里，对张治中真是怀着刻骨的仇恨，认定“这完全是一种拍马屁、无是非的搞法”。
在康太保看来，湖南支团的工作成绩，较江西支团为优；而助李树森是黄埔一期，曾任过团、旅、师长、副军长，他的年龄和资望，都较蒋经国为高。
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开了15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71人。其中有中央干事会书记张治中及中央常务干事谭平山等33人，有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王世杰及中央常务监察邵力等18人，并有中央团部指导员吴稚晖、戴季陶等9人邀参加。似乎蒋团长并不算作会议代表，他是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的身份君临大会。
蒋团长对这次大会的重视程度，真是出乎许多代表的意料。大会期间，蒋到会所作训词，达6次之多，虽然这些训词，了无新意，无非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於全国的青年。革命建国的成败，其关键也在於全国的青年”等老调了，但从第一天开始，蒋差不多就是每天必到会一次，或在上午，或在下午，或在晚上。
蒋之到会，或是对全代代表训话，或是找代表个别谈话，或是与代表们一同就餐。据康泽回忆，所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蒋或是单独，或是三五人一起，全部约谈过一次，真可以说是一次“全场盯人”的比赛了。
主席团会议之后，即由张治中召集5人小组会议，对名单进行调整了。
陈布雷自称是以观察者的立场参加，对此表示无所谓，勉强坐到吃晚饭时，陈布雷第一个“拜拜”，拎包退席了。
接下来，朱家骅认为三青团的人事之争，无非是CC系与复兴社之争，自己犯不着夹在里面趟浑水，让他们去咬吧。晚饭之后，朱家骅第二个“拜拜”，也夹着包退席了。
5人小组成了“三家村”，一个代表CC系，一个代表复兴社，一个是中央团部书记长，当然再没有退席的道理。于是，张、陈、康“三大高手”，挑灯夜战了。
会议开到午夜12时左右，一份中央干事、监察的候选人名单，总算“调整”出来了。
康泽精心估算了一下，陈立夫大概占了10个名额的便宜，但心机颇深的康太保，不动声色地把这10来个人的名字，一个个都默记在心。
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即将“调整”名单呈蒋裁可。中午，蒋就把名单核定下来了，没有什么更动。
当天下午，进行选举，当晚，开票结果出来了。计选出中央干事会干事72人，候补干事24人；中央监察会监察49人，候补监察19人。陈立夫在调整名单时，多占的那10来个名额的便宜，被康泽略施小计，暗中动员黄埔系及复兴社的代表，在选举中把他们全部选掉了。
4月12日，大会最后一天。上午，张治中命人将选举结果缮正送呈蒋团长核准。
下午，举行闭幕式，先是蒋团长主持并致训词，对这次会议猛吹了一番，声称：同盟会为第一次全国青年大结合，创办黄埔为第二次全国青年大结合，这次为“第三次全国革命青年大团结”。
其次是大会通过了一个宣言，张治中吹嘘：这个宣言极力避免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的八股形式，内容较真实，形式较活泼，颇能表现青年的时代使命与主观要求。
再次是宣布当选人名单，无非是一大批老成人物，再加上一大批新秀等等。
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决定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同时为中国青年节。
会后，蒋团长指示：出席大会的代表，全部入中央训练团受训。
这一次所有重要人事的决定，康泽都被蒋团长晾在一边，不需要他贡献任何大计了，参加意见的成了张治中与蒋经国。
在召开中央干事、监察联席会议之前，蒋团长发表的第一个手令，就是任命张治中连任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王世杰连任中央监察会书记长。
虽然这个决定没有让康太保参加意见，但在康太保来说，原在他的意料之中，也就不争了。接着，中央常务干事、常务监察的名单，也都以蒋团长的手令发表了。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贺衷寒等人连任中央常务干事，这是康太保想到了的；
康太保没有想到的，是蒋经国的名字，竟赫然列于其中。这不但让康太保愕然，简直令康太保愤怒了。老子当三青团团长，竟可以手令儿子当中央常委！一切的舆论和影响，都不顾惜了；一切也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父位子传的布局。
康太保没有想到，他所崇拜的蒋校长，竟有这种“私天下”的狭隘观念，这真让他大失所望了。
最让康太保没有想到的，原来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的人选，并不是他，而是原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
事态的发展，真让康太保怒不可遏了，所有的重要人事，这次不仅没有让他参加意见，连组织处的两个副处长的决定，也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康太保骂道：我当时已经觉察出，张治中和蒋经国在幕后商量。张治中捧蒋经国来打击我的企图，正步步实施。
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康太保的这个话，当然没有说错。张治中捧蒋太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看，张将军的这一手，多少带有封建遗老的气息，玩得并不漂亮；也与他身上的那种民主进步的精神相悖。但是，就张治中而言，处在他那个时代，处在他那个环境，处在他那个位置，捧蒋太子，压康太保，正是他唯一的选择。
从1943年到1944年，张治中不但帮助蒋经国在三青团内站稳了脚跟，成为三青团内的实力派领袖；而且为蒋经国谋得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顺顺利利地打进国民党军事领域，为蒋经国未来40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
7月下旬的一天，张治中通知康太保到桂园谈话。
一见面，张治中即单刀直入地问：你最近去见团长没有？
康颇为傲然地回答：没有。
张紧上一步，说：他最近骂了你好几次了，你知道吗？
康一愣，说：我不知道，怎样骂的呢？还是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但语气中已经有些急切了。
张叹口气，点点头，意思是：怪不得你老兄执迷不悟。于是，张一板一眼地说：他骂你为什么还要把持青年团，是不是要想造反？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康太保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良久之后，才缓过神来，惶惑而又负气地表示：怎么有这种说法呢？我是奉他的命令到青年团组织处服务的，既然如此，我辞职好了。
听到这里，张颇和释然之感，马上紧逼过去，说：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辞书交给我。话一出口，连张自己也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当即转过语气说：不过，在军委会可以调你另外一个职务，你愿意继续做事呢？或者愿出国考察？
张治中的这一着，看起来平谈无奇。可这个时候的康太保因忠而被谤，早已是义愤填膺，脑子里乱成了一盆浆糊。他十分负气地回答：我愿解除所有一切职务，出国考察。
这正是张治中所要听到的回答，但不能不做出关心的表示，问：现在好像正有一个驻苏陆军武官的缺，你愿不愿意去做？
康太保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愿意。
因此，当张治中问到继任人选时，康太保的回答真是又干脆，又痛快：经国最好！
谈话结束，康出了桂园，跌跌撞撞地回到重庆两路口康公馆，当即草拟一纸辞呈，谓：职奉命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服务，忽忽7年，虽勉竭驽钝，而绩效鲜著，恳请准予辞去组织处处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及所兼战时青年训导主任等职务，并准予出国考察。为祷。草就，立派人送往张治中的家——桂园。
8月1日，中央干事会宣布改组，太保派势力从此一蹶不振，而“太子系”势力则如日中天，其势更张。
康太保如此痛心疾首，正说明张治中的这一脚，踢到了他的痛处。以太子压太保，在许多人的眼里，当然只是一个政治权术；但在张治中看来，未尝不是一个生存哲学！
一股以蒋经国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正在从国民党政坛上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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