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起，赫尔利担任美国驻新西兰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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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罗斯福总统派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华，最初的使命是，促使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关系，以便史迪威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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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后，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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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跟史迪威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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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就强调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对蒋介石颇为尊重，不像史迪威那样嘟嘟囔囔讥称蒋介石为“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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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听进了赫尔利的意见妈，下令调回史迪威，使蒋介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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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委派魏德曼中将继任史迪威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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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西点军官学校的魏德曼是一位职业军人。来华之前是东西亚战区副参谋长。魏德曼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覆辙中汲取了教训，对蒋介石十分尊重。这当然使蒋介石更为欣，也就更为感谢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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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7日，正当延安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一架美国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赫尔利兴冲冲走下飞机，这一回要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角色，以表明他要在中国干出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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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包瑞德在机场迎接这位穿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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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瑞德乃美军上校，在这年7月22日起，以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身份来到延安，组员之中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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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共与美方的谈判在延安展开。看到赫尔利是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面上，中共派出了最强大的谈判阵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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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的代表是赫尔利和包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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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只求帮助中国内部的团结，对于国共两党不偏不倚。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调停人，他希望能够“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利抗日；也希望能合中共以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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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带来了他事先拟好的文件《为着协定的基础》，共5条，他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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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念罢，毛泽东并不发表意见，却问：这5条是你的意见，还是委员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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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答：是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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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追问道：委员长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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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答：已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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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5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赫尔利也表示能够接受。修改后的5条，正式定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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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1月10日中午12时45分，在延安王家坪举行了签字仪式。文件一式两份，每份留好三个签名的地位，即毛泽东、蒋介石，以及“见证人”赫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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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赫尔利，一个用毛笔，一个用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名，剩下的一个空白处留待蒋介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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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签毕，赫尔利显得异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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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在签字仪式的前一天，曾对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毛泽东随他一起飞往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并出席蒋介石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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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再三说：我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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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毛泽东没有正面答复，他又赶紧补充道：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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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能和蒋介石会晤。赫尔利的专机正停在延安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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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毛泽东却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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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1月10日中午，当赫尔利的专机从延安起飞时，坐在机舱里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同机而行的还有包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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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重庆，果真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不愿在那空白的地方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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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尔利声称那5条曾事先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蒋介石并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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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讥讽赫尔利是“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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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之后，蒋介石终于作出了反应。他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新的国共谈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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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三条回避了联合政府问题，也就回避了要害问题。这下子，把毛泽东和赫尔利已经签好的文件变成一张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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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明确地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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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三条之后，于11月21日当天电复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方案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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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通过他的代表王世杰，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重庆来当面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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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当即作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很愿出来，他曾向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及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出来。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现在联合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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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陷入了僵局，12月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准备出席在翌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包瑞德同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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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飞过西安之后，好久不见延安的标志——山顶上的宝塔。周恩来意识到驾驶员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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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过去对包瑞德说：上校，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下面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说这时我们也应该到延安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在向西飞行，而不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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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发觉不对，有点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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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说：让驾驶员拐个180度的大弯后向前飞，就可以飞到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河，然后，再朝北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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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仿佛成了领航员，驾驶员照着周恩来指点的方向飞行，果真走出迷航，机翼下出现了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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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里人们都称赞起周恩来，周恩来却说：我来来回回跟国民党谈判，总是飞这条路，成了‘老经验’啦。可惜，我飞了那么多个来回，国共谈判还在‘迷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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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之后，由王若飞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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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给王若飞发来联名电报：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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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回延安之后，赫尔利几度邀请周恩来到重庆，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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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又飞重庆，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国共再开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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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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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句话，深深激怒了周恩来，致使周恩来三天后就回延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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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了这么一句话：“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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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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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朋友赫尔利的态度也变了。他原来声称充当国共之间调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如今，他倒向了蒋介石，实行“扶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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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赫尔利和魏德曼回美国述职。赫尔利在美国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谈话，扶蒋反共：“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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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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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4月12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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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和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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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盟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台开会议，确定了未来的联合国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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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认为，这次会议在中国加入四强问题上“退步了”，尽管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已迫使苏联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在敦巴顿会议上，苏联却自食其言，提出在讨论未来国际组织的关键问题时，将中国排除在外，而美国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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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当某一常任理事国成为当事国一方时，该国是否享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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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该大国不应参加投票表决，苏联则坚持应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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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为担心遇到另外几个大国的联合反对，所以最初赞成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享有否决权，就是说，同意苏联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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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重庆借助国际组织限制苏联计划的失败，这意味着美国这个调停人站到了苏联一边。中国形势岌岌可危——雅尔塔会议的大门敝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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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后，由于中国再次作出友好姿态，加上美国在一旁敦促，斯大林终于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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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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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怀疑斯大林的邀请是离间中美关系的阴谋。当时，由于史迪威事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蒋介石判断，斯大林看准了这个机会，企图通过中苏首脑会晤，使美国进一步疏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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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考虑到，美国肯定不愿看到中苏在美国背后秘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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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中国国内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即罗斯福连任第四届总统后，一年之内将该问中国。蒋介石可能想等着先与罗斯福会晤，交换一下意见，以此来平衡与斯大林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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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想与斯大林见面，似乎还受到新疆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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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通过谈判，拟定了未来中苏关系的框架，然后把会谈结果通知了中国。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对雅尔塔会议协定表示了惊讶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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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6月15日，中国才接到由赫尔利大使正式递交的雅尔塔定有关中国问题的副本，就是说，在雅尔塔会议闭会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基本上了解了三强在雅尔塔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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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苦苦等待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时，凡尔赛会议的幽灵时时缠绕着他，甚至在了解了协定的要点之后，他仍弄不明白，这一会议到底是美国帮助中国促成中苏友好，还是一场列强瓜分中国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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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里，蒋介石一直怀疑在协定背后还有秘密议定书，在秘密议定书之下，美英苏三强彼此承认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其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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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试探美国对插手满洲是否热心，6月8日，蒋介石命令宋子文向杜鲁门提议，在旅顺由联合国出面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海空军基地，归中美苏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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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显然与蒋介石在开罗对罗斯福所说的不同。宋子文告诉杜鲁门，如果苏联不同意美国使用，中国打算接受苏联建议，该基支只归中苏使用，但主权和管理权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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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蒋介石又指示宋子文，让他告诉杜鲁门，中国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排除苏联对旅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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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拒绝涉足旅顺，这一点对于蒋介石来说十分重要。它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离间策略是无效的，继续冒险提出让美军进驻满洲，将会遭到苏联的美国双方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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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6月11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绝对不可再向任何人提起请美国使用旅顺基一事，此举事关重大。他还告诉宋子文，绝对不可接受苏联“租借”旅顺的提法，可以把这种事告诉美国，请美国不要对苏联提出旅顺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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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苏联新大使阿波隆•彼得罗夫抵达重庆，受到中国舆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些人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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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夫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正式提议中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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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会谈时，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抗日战争，开敦促苏联对中国采取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态度，以确立真正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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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领土主权，并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现在苏联应该帮助中国收复满洲，这是中苏两国人民建立“永久性合作”的基础，将激励中国反对世界上的任何反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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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彼得罗夫，如果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满洲，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并“联合使用”满洲的海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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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也就是赫尔利告诉蒋介石雅尔塔协定内容的前3天，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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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夫提出了中苏订立友好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精神提出的，包括旅顺、大连、满洲铁路、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萨哈林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他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五项条件，苏联将准备开始与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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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打算参与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美国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既然苏联不愿第三国使用旅顺基地，美国也就不想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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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简要提出了四天后宋子文赴莫斯科会议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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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莫斯科的谈判分为两段，中苏会谈第一轮从6月30日至7月13日，第二轮从8月7日至14日，中方主要代表是外长宋子文，第二轮王士杰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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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傅秉常是中方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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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挂帅，并在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部分会谈。谈判过程中，美国大使哈里曼一直与宋子文保持密切联系，在谈判技巧和谈判主旨方面都提了一些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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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30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到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一些高级将领和全体外交人员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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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宋子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在与斯大林初步讨论时，宋子文表示，中国愿意恢复20年代初的那种中苏合作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和同情，中国就难以“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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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致欢迎词，阐述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原则，他指出，现在的苏联领导人与沙俄时期有天壤之别，沙俄的目的是勾结日本分中国，而现在，苏联的目的是联合中国遏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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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对中美关系作了一些间接评论。他问宋子文对此次莫斯科之行是否感到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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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回答说，近来他一直往返于中美之间，斯大林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认为宋子文是含沙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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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分钟，斯大林又问，“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吗？”宋子文未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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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8点，斯大林与中国外长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斯大林的习惯，谈判时间都定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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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搬出了雅尔塔远东协定的副本，指着上面罗斯福、邱吉尔和他本人的签名，粗暴地让宋子文看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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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也不示弱，拿出了5月28日斯大林与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副本交给斯大林，并特别强调指出，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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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承认确有此文件，上面表明的“正是我们的立场”。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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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彼得罗夫时，已表明了对外蒙的态度。他认为，外蒙“现状”是，中国对外蒙仍保留宗主权——这一点苏联在1924年的中苏条约中已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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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国不反对苏军进驻外蒙，也愿意外蒙的高度自治，只不过希望斯大林改改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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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大林仍认为无法接受，说中国除了承认外蒙独立，此外别无选择。斯大林还明确声言，中国是否承认外蒙独立，关系着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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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定实行个人外交。他命令蒋经国单独会晤斯大林，向他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不能承认外蒙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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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从1925年到1937年一直在苏联生活、学习和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娶了一位苏联女子为妻。他受父命去会见斯大林，强调说，他父亲面临着国内压力。他告诉斯大林，为了收复失地，中国已奋战了八年，如果现在中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国人不但不会宽恕，还会指责政府“出卖国土”。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失去广泛支持，战争将无法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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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仍然无动于衷，他回答说，蒋经国所说的也许是实话，但现在是中国要求苏联的援助，而不是相反。如果中国本身很强大，能够单独战胜日本，中国当然不会提出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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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未来局势的担忧，不仅日本会复苏并侵略苏联，而且统一后的中国也会迅速壮大。或许将来有一天美国也想利用外蒙作为反苏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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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党政要员会议，讨论莫斯科会谈事宜。一些官员主张，完全拒绝斯大林对外蒙的要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对满洲和新疆问题的保证不可忽视，同时，不制订一个限制性条约，苏联红军不仅可以占领满洲、新疆和内蒙，还有可能侵入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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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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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请他立即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国准备在外蒙、旅顺、大连和满铁问题，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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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作为一项新指示，实际上是用在外蒙的重大让步换取苏联减少对满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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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电报中说，为了得到苏联在满洲、新疆和中共问题上的保证，中国愿意“考虑”外蒙的独立，斯大林应无条件地同意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即接受中国对大连的管理权，对旅顺的行政管辖权，以及“共同经营”而不是“共同管理”满洲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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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新疆，全部“失地”（例如在东突厥共和国统治下的地区）必须交归中央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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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问题上，延安必须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命令，国民议会开会时，经政府认可，共产党可以派一些代表参加，但绝对不是成立“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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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上，宋子文向斯大林解释说，尽管中国原来的立场是在中苏协定中不涉及外蒙问题，但既然苏联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愿意予以考虑并在条约中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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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会谈结束时宋子文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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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斯大林元帅已坦率地讲了本人的意见，我对你的远见表示钦佩，但我们也面临着现在与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生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外蒙的现实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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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但这一建议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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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我国政府看来，这是最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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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但我们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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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我是奉命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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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我们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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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在中国看来，这一立场是极其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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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很遗憾，阁下也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到此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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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告诉宋子文：我已经说过，我愿意根据你们的要求发表任何声明，我们承认中国在满洲有全部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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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却很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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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没有支持也不打算支持他们。我们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还有其他政府，或者是自封的政府，这当然得由中国自己解决。至于援助，蒋主席认为应给中央政府，我们过去是这么做的，如果阁下需要我们的援助，如果我们能够援助的话，我们当然还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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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宋子文重新提到中共问题，并请斯大林谈谈个人看法，斯大林再次表示，他与中国共产党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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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阁下意欲如何？阁下不是已说过希望我们支持蒋主席的政府而不要给中国共产党武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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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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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那么阁下还有什么打算呢？难道您希望我们派军队帮助你们清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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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我们希望把中共军队编入政府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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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是合理要求，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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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我们准备让中国参加我们组织的战时内阁和军事委员会，但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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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目前的局势确实难以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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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所期待的，是斯大林命令中共解除武装，接受国民党政权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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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去参加苏美英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于7月13日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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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请他转交给斯大林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中国在外蒙和满洲问题上的立场，并告诉斯大林，“为满足苏联的要求，我已尽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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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既然雅尔塔协定是由美国参与提出的，既然哈里曼代表总统表示美国全拥护协定，我准备把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杜鲁门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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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蒋介石给杜鲁门发电，转录了给斯大林信件的内容，电文末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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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您，尊敬的总统先生，也一定洞悉我们一直在奉行雅尔塔精神，在外蒙问题上我们甚至作了更大让步，为此我们不惜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允许的范围。我相信在斯大林元帅会谈时，您将会劝说他接受我们的合理立场，不要强求不可能的事。等待您的行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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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明确提出，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与苏联参加远东战争彼此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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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请求美国调停中苏关系的要求，针对蒋介石的来电，杜鲁门作了冷淡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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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你们遵守雅尔塔协定，但并没有让你们作出任何超越协定的让步。如果你们与斯大林大元帅之间对如何解决雅尔塔协定有分歧，我建议你们派宋子文重回莫斯科进行谈判，以达成全面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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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茨坦会议上未能赢得美国介入，这导致了宋子文的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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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回电的第二天，宋子文告诉王士杰，他打算辞去外长职务，希望王接任并继续赴莫斯科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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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面临的是签署转让外蒙主权的协定，他担心这会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因此，最好的选择是马上辞职，让别人去承担割让中国领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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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宋子文辞去外长职务，由王士杰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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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杰与宋子文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外蒙问题，而是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的联系。他在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没有这样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联侵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可以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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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即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也就是苏联对日宣战的前一天，中苏第二轮谈判在莫斯科开始，此时美苏的主张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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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莫洛托夫通知王士杰，苏联已对日宣战，并表示愿与中国共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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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杰对苏联的友好行为表示感谢，认为苏联在20年代废除不平等条约，在30年代又支持中国抗战，都是中苏友谊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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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王士杰给蒋介石拍电报说，由于苏联已对日宣战，所以更需要马上达成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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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王士杰从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获悉，日本已接受波茨坦联合公报，准备无条件投降，中国代表团立即考虑了日本投降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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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就会持强硬态度；而且，不签订一项条约，就无从限制苏联对中共支持，也无法保证苏联最终撤出满洲。但是，尽管考虑到了这些可能性，中国代表团还是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推动苏联作出更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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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九时，王士杰与斯大林开始了第二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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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斯大林作出较大让步，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也取消了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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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在大连问题上也作出一些让步，同意雇用一名苏联人作为领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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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同意，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之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但拒绝明确撤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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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0日的会谈结束时，双方在三个问题上仍然僵持：莫斯科继续要求在旅顺行使军事特权；要派一名苏联官员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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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相信，中国代表团不会感觉不到苏联出兵满洲的压力，他告诉宋子文，除非立即签订条约，否则满洲将会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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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如果不迅速达成协定，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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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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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再拖延下去，形势极其危险。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准备把蒋介石的建议暂且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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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杰、宋子文、蒋经国都感到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都不敢贸然行事。最后，蒋经国同意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也许是蒋经国了解他父亲的窘境，想给他找个台阶；也许事先有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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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14日，谈判恢复。中方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修改了在旅顺行使军事权的要求，同意在旅顺建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这是蒋介石在前一天的电报中要求的。中国在南满铁路问题上作了让不：南满铁路，连同中东铁路一起将交由苏联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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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要求中国保证，旅顺不租借给任何第三国。中国只愿意作出口头保证，而拒绝写入协定或附加性文件中，斯大林表示同意，并希望中国不要违背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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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利品”问题，即日本在满洲投资的所有权问题没有解决，后来苏联利用这一漏洞从满洲拆走了大部分工业设备。双方还达成了一些辅助协定，规定在新疆的采矿企业归两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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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在斯大林主持下，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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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规定，中苏结成全面联盟，共同抗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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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还规定，签约的任何一方不得与直接反对另一方的国家结盟，也不能加入直接反对另一方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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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演说，再次指出帝俄与苏联的不同：前者是联合日本侵略中国，后者则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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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中国现在并不完全相信苏联的态度，但事实的发展将会证明，苏联决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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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夜里的宴会上，斯大林重申，苏联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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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日本人还没有被打败，美国、苏联、和国民党政府，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在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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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块肥肉，他们是吃定了，但怎么吃，也得有个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所谓的强国风范，重庆谈判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