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无可厚非的行为，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这样的事情再是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包括中国也一样。
1932年11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同时期还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
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
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更没有像日本那样严厉的舆论压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保证政府宣传一致舆论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这基本反映了军部以后进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第二步是启动“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
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
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施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其次是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
“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
最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论法规，控制民众言论。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其中规定，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的发售、散布并查封报社、杂志社；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为维持治安、保持军队秩序，公布、实行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与此同时，内务省着手建立出版警察网。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护政治机密的国防保安法。各种情报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这些言论法规的制定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惩治对时局“散布流言蜚语者”和“蛊惑人心者”，二是将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活动从呈报制改为许可制。
通过以上措施，日本政府和军部将报业、通讯社及情报机构全面统治起来，实现了所谓的“国论统一指导”的体制。日本媒体在这种严密的言论控制下，加之军国主义的威慑，逐渐地坠入法西斯的深渊。
日本政府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于战争的大讨论，除了日本以及个别几个极端的国家部分人士以外，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人都认为日本陆军中将在中国战场上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军人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更有损了军人的荣誉。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战争罪犯，根本不配成为英雄。
同时日本人这种无耻的言论和嘴脸彻底令陈锋暴怒了，11月19日，陈锋在大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上百名中外记者面前警告日本政府和军部大本营，如果在20号之前木村兵太郎还没有释放那些被抓的中国老百姓，他将会向军队下达同样的命令，今后作战中将不会区分日本军人和平民，有遭一日，日本战败，全民将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的。
陈锋的警告虽然引起了在华日本侨民的一片恐慌，但是对与日本国内的民众来说却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影响。当陈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被添油加醋在日本发行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怒了。
尽管现在由于无休止的战争，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贫穷也急速表面化，甚至于很多日本人每天只能吃那些劣质的粗粮饭团充饥，即便是生活条件好的家庭，一天也只能吃一顿大米饭。
尽管如此，但是日本人的精神却极度高亢，他们坚信他们会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的。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同时也有日本已经法西斯化了的媒体的刻意宣传下，在日本人的脑海里，大日本帝国是极其强大的帝国，大日本皇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思想已经深深刻在了日本国民的脑海中。
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支那军官的挑衅，在日本国民看来，陈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不单单是一个警告，更像是一个最后通牒。所以，日本人怒了。很快，在有心人的刻意煽动下，东京、大阪、熊本、横滨、长崎、广岛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和军部要严惩那个可恶的支那军官，决不允许大日本帝国向那个可恶的支那军官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