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直逼湘北，湖南已经从抗战的后方变成了前线，地处粤汉线中部的长沙，正在成为华中战场上最重要的军事目标。
形势是真正的紧张起来了，不过，一切都在当局的计划之中。上海、南京不守，广州、武汉不守，难道长沙就守得住么？应变的预案，早就有了：火烧长沙。
126年前，拿破仑亲率60万精锐军团进攻莫斯科，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守不住了，来了个玉石俱焚：火烧莫斯科。
结果，法兰西铁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只是一座废墟。没有粮草，没有房屋，没有顺民，一座空城又有什么用呢？法国人不得不饿着肚皮撤出莫斯科。但是，已经晚了，到处都是被焚毁的村庄，到处都是袭击法国人的枪声，法兰西军团陷入俄军和农民游击队的汪洋大海之中。
10月27日的晚上，长沙城外，在原任“湘督”何键的公馆里，中国军政当局的会议，正在这里紧张地举行。
蒋先生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难题目，张将军还在那里斟酌，蒋先生已经替他把答案做好了：“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据与会者回忆，蒋先生在会上，反反复复地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放火？怎么放火？”实行“焦土政策”的急切心情，可谓跃然纸上了。这也难怪，从上海退到南京，从南京退到武汉，两天前从武汉再退到长沙。
“怎么放火？”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不是要不要放火的问题，而是怎么放火的问题。长沙大火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客观地说，当时大家都觉得“焦土抗战”是一个大义凛然举措，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
张治中自己也回忆：武汉弃守以后，在长沙举行了一次由蒋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议上检查了武汉弃守时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确定了新的‘焦土抗战 ’的方针。这是当时在‘焦土抗战’指导思想下的部署。”所谓“没有彻底破坏”，就是暗指没有来得及“焚城”了。现在成了军事指挥上的重大教训，所以需要进行检讨，这就是当局的心态。
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在1938年的《杂记》中写道：“今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此皆被目为落伍分子，故无人敢言”。可见，这是一个带有情绪化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讨论的决策，大错就这样铸下了。
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失败是那样的惨重，而敌人的气焰又是那样的嚣张。仇恨和耻辱，正蓄满了每个国民、每个军人的胸腔。那么多的国土都被敌夺去了，再损失一个城市算什么！只要能复仇，只要能雪恨，口号不妨再高昂一些，措施不妨再极端一些。
火烧长沙的计划，就这样定夺了，张治中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职责，“受命拟订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但是，按照内部事权的分工，这项工作由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具体主持。
鄷司令是黄埔一期生，与张主席正有着一层师生关系；又是本省湘阴人，距长沙仅100里远，抬一抬腿就到了，保卫长沙正是他的责任。也许有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吧，原本担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的鄷悌，被调任长沙警备司令，同时升任湖南省政府委员。9月间，鄷司令刚刚走马上任。
从一个“军分区司令”调任省会“城防司令”，并荣升省府大员，当然是一次升官。但是，对于鄷司令来说，这一次的升官，实在是倒霉透了。如果他能知道两个月后的那场大火，竟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成为第一个被蒋校长下令枪决的黄埔系亲信将领，他会接受这个要命的任命么？
11月10日，“湘北门户”岳阳失守。岳阳距长沙仅200余里，形势骤然地紧张了。
当天正午，由鄷司令主持，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对象，有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的负责人，有省市军警宪等单位处长以上负责人等。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焦土抗战”的问题，并通过了火烧长沙的方案。
当天晚上，接着召开省府军政要员会议，讨论的议题，是一旦火起后，长沙市民的撤离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事先发警报，先让市民疏散，然后再燃烧弹放火。
11日晨，张治中主持省政府会议，讨论火烧长沙的方案。会上，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有老先生提出了反对“火攻”的理由。但是，张主席的答复是：“ 不必讨论，应请示”，这当然是一个遁词。现在要讨论的，只是焚城的具体方案；涉及到要不要焚城的问题，这已经最最高当局的决策，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讨论的事情，张治中的顾虑，正在这里。
事实上，第二天上午，张治中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随后，十万火急的电报，接踵而至：“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电到之后，张治中立即召集警备令鄷悌、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执行。
12日下午4时，鄷悌、徐权向张治中汇报焚城准备纲要：焚城任务交警备队第2团官兵担任，共组织100个小分队，每队3人。由长沙市社训队副队长王伟能担任焚城的正指挥，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担任副指挥。焚城的时间，定于待敌人一旦突破汩罗或平江后，即行着手。
对于这样一个方案，张治中原则表示同意；但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由他指挥放火，恐不方便。于是，决定改由警备队第2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
张主席指出“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并强调：“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最后，张治中要他们”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大局就这样定下来了。
事实上，到了12日下午，长沙市面上已经是谣诼纷传，流言满街。或说：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或说：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 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于是，谣言像长了翅膀的飞鸟一样，不但越传越快，而且越传越盛。都说日军快要到达长沙了，市面上顿时一片混乱的景象。
据三青团中央团部代理组织处长康泽回忆，12日晚，他在参加了衡阳各界庆祝孙中山诞辰的晚会后，于当晚转回长沙。在过湘潭以后，看到从长沙出来的车辆，以及挑箱提笼，扶老携幼的行人，向南行进，络绎于途，不时还听到他们向我这一辆北行的车子招呼‘去不得了！敌人迫近长沙了！”
康泽不太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继续北行。不久遇到三青团机要室人员，他们也坐着一辆大车，从长沙撤退出来了。康泽向机要室主任袁永馥打听：敌人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袁答：据说快要迫近长沙了。可见，当时参与传播谣言的人，不仅是长沙的市民和一般军警，而且还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就在无意中提高了谣言的质量，亦加强了谣言的效果。
由于受到谣言的影响，异常的情况早已在市面上发生了。
早在12日中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就曾当面告诉张治中，长沙市面上的警察岗位都没有了。张大为诧异，当即打电话追问警察局长文重孚。文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的地方还有岗位。当晚7时，副官王建成向张治中报告：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张大惊，再打电话追问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并将岗位撤去？文诡称：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
12日晚10时1刻，张治中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约，为纪念总理诞辰作广播演讲。在去广播电台的路上，无论重要与不重要的地方，沿途竟没有看到一个警察岗位。事情不妙了。到了广播电台，张治中即命副官打电话给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岗，并命他准备随张一起上街巡查。
夜12时，张治中在寓所要副官打电话叫文重孚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可是，警察局的电话已经中断了。联系了几个地方，都找不到文局长了。这时，副官进一步报告：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就连张主席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已封闭。
13日凌晨1时许，出于安全的考虑，张治中由寓所搬到二里牌唐公馆，临时住了下来。就寝时已经将近两点。刚入睡，副官即扣门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一惊之下，张治中立即披衣起床，看到城内已有三四处地方都在起火。
约3时后，火势更大，电话到处都打不通了。4时许，鄷司令赶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了，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的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来的。张治中当即手令鄷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并派出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以期恢复交通等。
但是，一切措施都已经晚了。这个时候的长沙，已经成了一个火的海洋。成千上万幢房屋都在熊熊燃烧，爆炸之声远达数里。一条条的街道，简直成了火龙，将无数市民的逃生之路，人地无门，不得不在火海中奔走呼号。
在这样一个火的海洋中，爆炸声、劈剥声、奔跑声、呼救声，彼伏此起，汇成一片，声震四野，状极凄惨，不忍目睹。摆在他眼前的这座省会名城已是形同废墟，一片凄凉。
大火燃烧了两昼夜，一座繁华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顿时成了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劫。事后统计，在此次大火中，计2万余人丧生，二三万人流离失所，损失之大，无可计算。
第三天深夜，张治中带着鄷悌、徐权等，亲自到长沙市中心视察了火灾情况，摆在他眼前的这座省会名城已是形同废墟，一片凄凉。
市区房屋幸免于火者不到十分之一二，最繁华的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全部变成了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宏伟的百货陈列馆只剩下了一副框架，馆内设施尽成灰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电话局、邮政局、中央通讯社、广播电台、民教馆、动物园、湖南大学市内分部、第一师范、明德中学、南华女中、育才学校、耀芳女校、明宪女校、省立长沙高中、妙高峰中学等机关学校及除湘雅医院以外的所有公私医院，还有无数民房宅院全都被毁。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12日夜12时，沿铁路线南进的日军，还还远在长沙230里以外新墙河以北。至于沿公路线前进的日军，还在平江北120 里之九岭以外。结果，长沙大火没有烧到敌军的一粮一草，也没有给敌军的前进造成任何困难，却给长沙数十万市民带来了无比惨痛的一场大浩劫。
整个事件的经过，完全出乎张治中的意料。
火变突发，长沙古城尽付一炬，酿成这样一场震惊中外的惨剧，究竟谁是祸首？第一把火，究竟是谁下令放的？
当时的各种传闻真是铺天盖地，有说是最高当局秘密下令焚城；有说是张治中、潘公展“按展预定计划行事”；有说是鄷悌、徐昆、文重孚3人因惊慌失措而“下令军警纵火”；有说是因纪念总理诞辰而举行火炬游行时，一些火炬未熄而引发大火；有说是警备队第二团官兵“立功”心切而抢先纵火；有说长沙市民因激于义愤，自焚其屋而放火；有说是因自然火灾，而被军警误信为放火信号；亦有说是日奸破坏而乘隙纵火等等。
结果，对于这样一件巨案，不但当时经军政当局彻查，始终未有定论；就是在经历了60年漫长岁月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真相未明，算得上是一件名副其实的世纪疑案了。
张治中在回忆中曾说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时唯恐烧之不彻底，并没有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同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2团官兵沉不住乞，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也许在“焚城准备纲要”或具体的部署过程中，从张治中到鄷悌，都没有明确下令在13日这一天放火。但是，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讲得太明确的。如果一切的分析判断和准备措施，都以12日为终止日；那么，在那种惊慌失措的气氛下，传达给人们的信号，不是在13日焚城，又是在哪一天焚城呢？
何况，从张治中、潘公展，再到鄷悌、徐昆、文重孚，在事先部署的过程中，未尝不是以13日作为焚城的预定时间，或者未尝没有流露出在13日开始焚城的打算。
这个预定时间，或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用正式命令下达，但在准备焚城的过程中，经过一级一级的传达和复制，不免有许多失真或夸大的地方，“假作真时真亦假”，将焚城的预定时间，讹传成焚城的正式时间，变成了湖南省政府的“红头文件”传达下去了。
鄷司令接受了张主席的训示，马上嘱咐“放火队”队长徐昆：放火务必越多越好，“务必烧干净，一草一木也不留给鬼子！叫他来个空欢喜”而徐“队长” 从两位长官那里受训回来，更加不敢怠慢。马上召集“放火队”队员训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接到命令就坚决执行！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烧毁老百姓的房子，但实际意义是打击敌人——敌人拼命打进来，没得吃，没得住，没有用，他们能站得住吗？日后我们再打回来，还可以帮着老百姓盖新房子嘛。”
结果，在当局种种口号的诱导下，警备第2团官兵无不把纵火焚城行动，看成是响应“焦土抗战”政策的具体行动，甚至看成是舍家卫国的一件“壮举”，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去做。
于是，从12日下午开始，长沙街头就出现了“三五成群地走来走去”的警备团官兵，“有的提着火油桶，有的还提着小火炉”等，这下是他们不甘落后，要急于立功，完成“壮举”的表现。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亦正如推车下坡，既已发动，想止也止不住了。
这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一座名诚，顿成焦土；许多人的生命财产作了牺牲！内心沉痛，匪言可喻！张治中当时曾发表了一篇《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说的：
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突于本11月13日凌晨2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我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自起火以至现在，我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侧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现在事隔多年，这历史上的灾变早成陈迹，但真相还不尽为人所明了，每一回想到这次不幸事件，张治中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的。
在长沙大火发生后的2天中张治中即做下面的紧急处置：
一、 手令鄷悌、徐权、严衙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
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并派员持函往会英舰长，请他转知各外侨，代为慰问。
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
四、令徐处长、鄷司令及伤兵管理处汪处和，赶快对于伤兵难民，加以救济，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
五、与陈司令长官商量，设法恢复电讯交通。
六、派保安第一团归蒋副司令锄欧指挥，但任火车的装卸任务。
七、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
八、派员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惨案发生了，有2000多年繁华历史的名城，付诸一炬，毁于一旦，当时湖南和长沙几十万民众都十分震怒，群情激忿。
在全国舆论强烈指责的压力下，湘人责难，怨声载道，绝非是一句“团体的错误”所能搪塞。为了平息民愤，“收拾人心”，最高当局不得不找几个人，承担一下责任。
蒋介石又装模作样地亲自赶到长沙来进行处理，他以惯用的伎俩，找来了执行他命令的几个人，充当他的替罪羊。
于是，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被判处死刑，迅速枪决了。
鄷悌、徐昆的罪名是：“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逭”，文重孚的罪名是：“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均罪在不赦。
对于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各方面啧有烦言。冯玉祥将军说：鄷悌之死是蒋介石“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鄷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
鄷悌的黄埔学弟、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力余（鄷悌）不是做警备司令的人才固矣，而张主席不负责，害了力余，也有关系。”
郭沫若更是认为这3个头“都是冤枉了的”。
就连张治中自己也说：鄷悌原是不应死的！应死的或者是省会警备司令这一个职务，就是死于‘直接责任’这4个字。对于他的责任与处分问题，我曾经两次向蒋申述我的意见，求为减轻。甚至为之发出：“大错铸成，力余死矣”的感叹！
其实，要论责任之大，最高当局蒋介石当为第一人，湘省主席张治中当为第二人，鄷悌、徐昆、文重孚都还在其次。蒋不是承认这是一个“团体的错误”么？然而，蒋是团体的领袖，这个板子不打他打谁？
但是，蒋为天下之尊，他自己不主动认罪，谁敢打他的板子？至于张治中，他本人曾向蒋坦然承认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
不过，张治中是蒋的亲信将领，给了一个“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其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也就算了。
大概有人对这个处分表示不满吧，于事后做了一副对联：“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10万元指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横额：“张皇失措”，把张治中3个字都嵌进去了。
张治中在长沙大火事件中，肯定是负有失职的责任，但说到底最大的责任还是应由最高当局、和蒋介石来负。这一次又和在淞沪会战一样，自己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旨令，却又一次莫名其妙的犯下了极大的罪过。
当然，张治中心里清楚，这一次和淞沪会战不同的是，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三湘大地的百姓，对不起火灾中失去生命和财产的长沙同胞，这负罪的感觉常常使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灵和肉体都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